我喜欢用我们人类开头，来思考这个世界。

在疫情的现在，有很多的话题与控制、政府疫情政策、被隔离的人民的苦难和患病/死亡的人数相关。我们可以有更多地对这些话题的讨论，或者更多地表达对这些内容里所蕴含出来的情感。

但是这不是这样的一篇文章。当我第一次看了1984后，我对于控制或者相关的话题第一次有了深刻的认知。不幸的是我们已经并且将会对于这类内容有越来越多的感受，但是另外一种萦绕在我的心头的内容是——这样的作品第一次让我认知到某种未来可能性的危险。这里的第一次或者类似的反乌托邦小说让我第一次对另外一种新的角度有了一个维度的认识。

也许我们在公众场所或者自己的圈子里对政府或者发生的事情有很多的批评，也许当我们想到或者讨论某些话题，便已经过激、不假思索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也许是一种有益的形式。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真理，有时候我在思考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重复或者表达自己的情感可能是一个回音室。当然我们每个人需要慰藉、回鸣，我也是。

我觉得有益的讨论可以继续，我也觉得至少再讨论其中的某些话题已经显得有点窠臼。我在思考我自己对其中的事物或者这个世界的理解，对于自我的真理的逼近，我对于这个世界的现状的批评（本文所有的的批评是指文学批评这样语境里的批评）。也许这有点自我中心，我在思考在疫情下的我们人类的某种变革。

让我们从不同的国家中、对待疫情的处理方式来着手这个话题吧。有很多的人总是会批评欧美政府的放任自流和很多人收到感染和死亡的现状。实际上我觉得这其实有点从结果的角度来出发讨论这个问题了。欧美的许多国家其实和中国有着非常不一样的历史进程，自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出现过去几十年了。他们对个人主义和民主的理解也和我们国家的很多人民有很多的区别了。从我的观点看，并不是欧美政府采取了这种政策，而是欧美人的思维模式和政体决定了这会是他们的选择。他们不采用稍微有些极端的疫情隔离措施，所以有很多人感染上了疫情。我无法知晓自由和生命哪个价值更高。我们会很容易地舍弃某些我们已经追求、已经根深蒂固的思想吗？

在拉丁民族中，“民主”这个词意味着在国家所代表的集体面前抹除个人的意志和自主权。国家日甚一日地支配一切，集权、垄断并制造一切。无论是激进党、社会党还是保皇党，所有的党派都无一例外地要时时求助于国家。而在盎格鲁—撒克逊地区，尤其是在美国，同样的“民主”一词，则反过来意味着个人意志的强有力发展，与国家意志的尽可能退让。除了警察、军队和外交之外，人们不受国家的任何支配，包括教育也不例外。 —— 《乌合之众》

对于一些共产主义的国家，是很容易成为极权国家的。政府对于人民有更多的控制，容易采取一些极端的隔离措施。所以疫情处理的成效肯定是会比欧美好的。对于全城隔离、全员核酸，总有很多风波和苦难。我不知晓全员隔离和核酸到底是不是一个好方法。对于国内的一些一刀切的看法，是不是某个地方治理的水平不够，还是在这种政策下一刀切的必然性的结果。除了这样的问题外，我也在思考如果一个地方隔离了很久，但是一直无法清零，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这其实是这种隔离政策的某种局限性。还是在数学模型上，这样的情况不会太多呢？

其实我在思考两件事情：一是在这两者极端的处理疫情的方式中，构建出一种更好的隔离政策（我们会在后面说一些我们需要取舍的东西）；二是我们的思维和当前的国家政治局限了我们疫情隔离的政策，我希翼我们可以从类似的事件里获得到某种变革，这样子就算僵尸爆发了，我们也能从一种积极角度来处理它。

在我十多分钟不加深思熟虑的思考中，让我基于中国的一些疫情方式做一些改进，让我们看看我们能看到什么。首先我想到的是，疫情扩散的途径主要是通过 1、 患病的人对正常人的传播 2、进出口食物等物资携带病毒。前者，对于中国来说主要是入境和国家边界人口流动导致的传播。让我们细化到入境这一点，看看我们能否思索从某些方面改进现有疫情的隔离措施，能不能取得一个局部的最优解，然后分而治之其他的情况呢？

据我了解，大部分人的疫情潜伏期虽然是在14天，但是更长的可能会到 21 天或者更久（甚至超过一个月？）。我在思考如果我们能把入境隔离时间延长到 30 天，这样会不会更好一些的？这样子，入境隔离之后，传染其他人的数学期望就会低非常多了。在全国都没有外部引入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不用人人都天天带口罩出门，这里节约的口罩费用就很多（假设减少了 4 亿人口带口罩，每天就节约了 2 亿费用）。如果我们把类似的费用和国家的部分税收拿来再弥补这类被隔离 30 天的人，比如说报销 88%-90% 的隔离费用。并且每个隔离的人如果没有电子书的话，也可以送一个电子书在隔离期间看书提升自我！

马上有人要批评我说，正常人两个星期隔离都受不了了，呆一个月不是要逼死人。有道理，就算大家有手机和网络可以成为网络废人，我们应该也必须要让大家能经常晒太阳！我们应该不仅仅简单地使用酒店当成隔离所，我们要提供受限但是开放的区域，能让大家在隔离的地方出门，晒下太阳，并且能看看远方的风景和天极线。我相信节约的口罩费用和税务能搭建这个有点不切实际的隔离场所。并且政府也需要颁布强制的法令——因为这些原因（非旅游性质的，或者也可以每两年一次旅行性质的隔离），用人单位不得因为隔离而裁员。应该努力让员工通过远程方式上班。如果是需要实地上班的工作内容，可以保留职位，隔离期间只发放部分工资或者帮助隔离人员在疫情期间转调可远程岗位。

好吧，以上乌托邦式的构想，以及如此组织化/复杂的隔离策略，好像是有点不切实际了。其实我不是想推荐说我们应该采用这样的一个方法，这只是我片刻的思考，我是想说我们需要思考现有的隔离措施（从一种更理性、科学和人性的角度）。我们能不能在推行某种比国内隔离政策更舒适一些的方针的同时又不像欧美那样，让那么多人感染上呢？我们能不能让我们的现有政府政策略微背离国家的主要方针，在隔离疫情方面用一些奇思妙想并且更加人性化呢？部分崇尚人权的国家，我们可以达到一种思想方面的逆转，来和当前的疫情和我们生存的环境的现状达到一种临时的融汇和妥协呢？我们能不能通过一些研究，看看有没有更好的疫情隔离的方法、数学上的方法来改变现在这个局面，达到某种变革呢？我们在关心人权、关心感染/死亡人数，关心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正常生活。而我现在片刻关心的是我们人类是否需求某种变革，一种在疫情的当下，能否更好地生活方式的理念的转变和发轫。

如果说我们在等待一种特效药、等待一种因为季节变化、等待一种因为疫情变异、等待群体免疫而有效地结束这场疫情的话，那么我在构建一种自我的空想。我们人类已经从登月成功、发明计算机、可以在一些虚拟的世界里游戏；也许现在有很多人已经相信人类的很多历史发展绝非理性，我们也再也无法从理性中认识繁多事物，进步论可能早已过时。但是至少我们现在比以前对我们的地球了解得更多，我们通过网络也已经对疫情有了很多的了解，我们也经历了和疫情相处了两年。如果有人说我们人类总是一群乌合之众，是无力抗拒疫情，我们现在只得等待或者批评身边的事物的话，我到没有这么悲哀。也许我们可以说人类是无法铭刻住人类历史中的许多教训的，我们甚至现在根本无法让欧美采取一些更严格的疫情隔离手段，但是我相信这两年的疫情隔离对于所有的人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我们也许无法记住过去的教训，但是如果连两年之间持续发生的故事也淡忘的话，这有点过于熟视无睹了。

也许有人可以辩驳说类似处理疫情的手段的思考是在思考一个在圆形的村子里，研究一个圆形的鸡蛋。我们是无法用数学或者一个理想的模型来处理一个真实的复杂的事情的。我同意这样的批评，但是我不认为我们无法用理性或者深入的研究来探索一种基于前面所说的疫情隔离模型，基于一些更好的复杂的策略（就像研究一个自动驾驶的系统，并使它变得安全和高效），而仅仅是在几种扁平的隔离策略中，两害相较取其轻。

也有人批评说所有的疫情隔离方法都不是一种技术上的问题，而是一种政治上的问题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在这个不断政治化的世界里，一种稀松平常的观点。从一种正论来说，技术和政治我们都需要，我们甚至也需要人文精神。我想探讨的是也许一个技术上的方法很难可以和某个国家政治上的策略结合，但是现在我们在思考一个更好的技术上的方法，并且假定我们可以不断地对它进行完善，让它比现有的方法更好，甚至我们在思想上可以有一些舍弃（比如说在欧美式和国内式的人权中有一个折中），但是在总的思想思潮里我们却有了一次进步（以退为进）和对这种灾难式的疫情的胜利。

另外一点让我在思考的是，就算我们请了很多的 PHD 思索出了一个更好的方法，甚至我们有十几页的论文，可以帮助我们处理一些 edge cases。可是这样的方法，适用于我们人类吗？我们人类毕竟不是某种机械化的事物，某种可以被有效组织化的（我和所有认为我们可以被组织化的他人看法相反）。

我们也需要警惕在采用类似的方法后，政府对于人权、控制方面的加深。我们在一些场所的退让并不意味这我们在这方面永久的退让。我相信一种变通的柔软性。我陷入了一种粉色的幻想，我们的一些现有的国家和人民，可以在舍弃一些现有的固定模式后，重新认识或者使用某种折中。一种我们在期末考试前进行些许违背自己意愿的努力，而在考试结束后获得一种解放的超脱。

我相信这篇文章有些不切实际，很多的纸上谈兵，但是我现在觉得我们人类需要一种真正意义上的 paradigm shift。